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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Geographer, Volumn 163, Issue3, June 2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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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地理結緣五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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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以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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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月初，林智中給我一封電子郵件，要我在香港地理學會三十週歲時為《香港地理人》寫一篇稿，檢討香港過去三十年地理教育的發展。 我想：我已放下地理教育工作五年，對過去五年香港地理教育的發展所知有限，手頭上又沒有資料，不容易下筆。又考慮到，從一九六一年入行到一九九四年退休這三十三年間，已先後發表了不少有關論文，其中比較全面的有兩篇：一九七四年刊登於（抖擻）第二期的“香權中學地理教學的檢討"和一九八九年刊於（地理通訊）第十八期的“戰後香港地理教育的發展"（與李子建合作，用英文寫）。因此，如果再一本正經地去寫這個題目，恐怕難以不炒冷飯。 考慮再三之後，我建議換一個角度去寫這篇文章。今次不寫正史，只寫野史；不根據有闕文獻作客觀的分析，只按照個人的體驗寫下主觀的感受，希望各位讀者能夠接受。 中學階段 1960年之前，教育司署（現改稱教育署）對中學地理教育的領導相當鬆散。因此，在五十年代，香港的地理教育不但沒有明確的目標，就是教學的內容也基本上是由各校自行決定的。當時影響學校決定的外在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市面上流通的教科書；另一個是會考的範圍。 我初中階段的地理老師大都不是該科的專任教師。他們一般是照本宣科、依書直說，一上課就要我們打開那本名為（Lands
and Life）的教科書，然後是逐段讀、解，或是由學生讀、老師解。之後是由老師出題目，學生從教科書中找答案，或口頭作答，或把題目和答案寫在練習簿上繪晝地圖和景觀圖，資料主要來自教科書。上課的氣氛頗為沉悶。與其他科目比較，屬中下游，但如果跟中文中學的地理課比較，則可說不錯。 我有不少親友就讀於中文中學，它們的地理教學以記誦資料為主，很少接觸具體的生活。 大學時代 大學第一年要修讀四科，到第二年才可以專攻一科。英文是第一年的必修科，其他三科我選了中文、地理和世史。 第一年修讀地理的人數超過七十，但第二年主修地理的名額只有十五，競爭因此楚異常激烈的。那年任教一年級的兩位老師都教得很好，很有啟發性。其中教經濟地理的ThomasTregeare尤其令人折服。我還記得，他講人口問題時，發表了不少使人茅塞頓開的見解，也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他們的學養加強了我選修地理的意願。相對來說，其他三科對我都無甚吸引力。這時，我差不多已無後退之路，只朝著地理往前衝。 衝過了，得來的卻是希望的幻滅。升級之後不久，那兩位深受歡迎的老師相繼離去了。剩下來的，沒有一位令我心儀。有個別老師更是不知所謂。且舉一個例子說明一下我的感受。系主任編寫了一本大學用書，書名是（The Geographical Setting of Hong Kong）。這本書我唸中六時已參看過。我們唸三年級時，“香港地理”是必修科。該科由他主講，自是順理成章的事。只見他上課時妤像初中的老師一樣，叫我們把他的大作拿出來，掀到某頁，然後按著他所讀的在書上劃線。面對這樣的教授，你會對所修的科目產生興趣嗎? 主修地理那兩年，我與地理的關係掉進了深淵。對老師沒有好感，自然就對所學的科目提不起興趣。荀子說得好：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我很贊同 他這句話。這兩年也不是全無令人開懷的時刻。最能給我留下美好回憶的活動是在升讀畢業班之前的暑假所作的獨立實地考察研究。我選擇在當年還是非常荒蕪的流浮山作綜合研究，重點在當地的養蠔業。我獨自進行了約十天考察。另外有兩天是分別跟助理講師和助教一起去的。他們給我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使我獲益良多。 唸教育文憑時，我主修地理，副修中文和數學。實習學校是聖保羅書院。該校的地理科主任是一位英國女士。她年資不深，尚未考取教育文憑，但教得很好。她是我的駐校導師，我得旁聽她的課，向她學習。所以，她可說是我的地理教學法老師。說來也有點尷尬，後來我回港大任教，她來唸教育文憑，我又到她實習的學校聽她的課，可是這次我們互換了身份。之後，我們做了同事。 畢業後，拔萃的校長要我回去任教。因為早有默契，所以毫不猶疑硬答應了。可是，當時學校地理教師過剩，我每週只能分配到六節地理課，餘下的教節中文和數學各佔一半。對此，我完全沒有意見，因為這兩門部是我樂意教授的科目。作為舊生，我還得於課餘承擔大量的課外活動工作。 不出兩年，我飯對中文教學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於是我回到港大教育系，跟負責中文教學法的老師商量，希望她收我唸碩士。她因我本科不是中文而拒絕了。我當時對範文教學即中文教學的觀點和以讀解為主的教學法有所懷疑，希望在這方面做些研究。既然未能如願以償，只好另謀出路，獨自在個人任教的班級裡進行試驗。後來發覺效果不錯，便進而尋求其他同事的共識，在全校範圍內試行新的課程和教學法。這項計劃包括：（一）讓教師按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有限度地增刪範文；（二）增加淺易語法和閱讀理解教學；（三）增加課外閱讀。可惜這個計劃最後還是不獲通過。失望之獻，我開始潛心研究課外活動。我對它的興趣和重視程度，僅次於中文教學。我得承認，地理教學當時在我心目中只佔第三位。但這並不等於我對它沒有多大興趣，我還是很重視和投入地理教學的。 在拔萃任教了不足一年，便有一家「進步」出版社邀我替它編寫一套供中文中學用的地理教科書。我迅即組成了寫作班子，人手包括大學的助教以及政府、補助、津貼和愛國學校的教師。１９６２年夏天，我們根據一年前（英文版則是兩年前）公佈的課程綱要擬妤了整套教科薯的大綱。全部十二冊，其中兩冊為地圖閱讀。 編寫工作初時開展得相當順利。不久，消息傳來，政府要修改學制，把小學入學年齡由六歲推遲到七歲，小學由六年削減至五年，但義務教育的年數則由六年延長到七年，學童要到十四歲才可以離開學校。面對新情況，出版社立刻叫停。我認為，暫時把分級課本的編寫工作停下來是對的，但可先出版那兩冊地圖閱讀。這觀點沒有獲得出版社貞責人的接受，他認為地圖閱讀是地理教學中可有可無的東西。中學地理教科書的編寫計劃就此夭折。 我心有不甘，便跟潘國城商量，另找出版社出版那兩冊地圖閱讀、當時我們尚未動筆，手上只有一個很簡單的綱要而已。我們拿箸這份不足兩頁的綱要去找齡記的老闆商議，結果一說即合。我們只花了約三個月時間便完成了初稿，而出版社的編印工作也配合得很好。到１９６３年夏天，（Elementary
Map Reading for Hong Kong）
和（Map
Readlng for Hong Kong）便相繼出版了。 推動我編寫中文地理教科書的力量主要來自我對中文中學地理教材和教學法的不滿。我希望可以在這方面作一些貢獻。後來決定用英文編寫地圖閱讀則是迫於無奈和實際需要。我當時任教中四地理，所用的教科書全部都是英國出版的，因此，在地圖閱讀方面我必須自設練習，以補不足。每次在地理室為學生準備習作紙時，我的腦海裡都浮起這個意念：香港應該有一套特別為本地中學生而設的地圖閱讀教科書。 我無法確切証實我想法，但我有理由相信，這兩冊地圖閱讀是本港第一套由華人以英文出版的中學教科書。因為它們是特別為香港中學生而寫的，所用的地圖都是香港地圖，內容完全配合課程的要求，所以深受中學教師的歡迎，甫出版便差不多佔據了整個市場。一年後，已沒有多少英文中學不採用它們了。
就我所知，１９６０年頒佈的英文中學地理課程綱要是香港的第一份中學地理課程綱要。它衹簡略地提出：中一教普通地理、香港和它附近地區；中二教南半球三大洲；中三教北美洲和歐洲；中四教亞洲和世界農業及農產；中五教香港及中國、世界性分題（經濟地理）、人文地理和數學地理及普通地理。此外，從中二開始，每年都要教地圖閱讀。這份文件完全沒有提到每個課題應該教些什麼，所以我們只能按照個人的認識來編寫教科書。說來湊巧，在（Map
Reading for Hong Kong）付印前數天，學校收到會考課程有關地圖閱讀的指引，所列內容除了一項之外，竟然全部和我們所寫的吻合。我們所欠的，是一幅香港土地利用圖，於是急急在附錄補上。 明原歲月 １９６８年八月，我受聘港大，書明原堂舍監，兼任教育系義務講師。作為教育系的兼任講師，我的工作包括講課和教學視導。前者主要有「課外活動」和「中國近代教育」兩門；後者則包括地理和中文兩科。 在港大任職期間，香港的地理教學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一直以來，香港英文中學的地理教學深受英國的影響，中文中學則以國內或台灣為馬首是瞻。當時和香港大學的地理及地質系和教育系合成香港地理教育的重鎮，香港大部份的中學地理教師和地理督學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由他們培養出來的。這現象到１９７３年開始改變了。教育系地理教學法的講師早些時候退休了，請來接替他的是位澳洲學者，名叫David Shortle。他在任時間不長，只做了大約四年便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了。可是，他對香港中學地理教育的影響卻是異常深遠的。他上任不久，便和也是剛上任的地理系主任聯手提出改革高級程度會考地理課程的方案。這方案因為比較前衛，引起相當激烈的爭辯，但幾經波折，終於在他死後獲得通過，由1979年起在學校裡施教。實施前，更請來澳洲的學者協助培訓教師。 高級程度會考地理課程一向都是以區域地理為經，系統地理為緯的。區域地理學的是亞洲和北美洲或西北歐；系統地理則包括自然地理、世界地理、地圖練習和實用地理。1979年開始施行的新課程則以景觀典範和生態系統典範為基礎，把有關的地理概念貫串起來，使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融匯成一整體。它背後的指導思想是：各種地理景觀的產生是人文系統和自然系統相互作用的結果。課程分三部份：（一）人類影響最小的景觀，如熱帶雨林、熱帶草原、荒漠、山嶽、苔原、針葉林等；（二）人類影響中等的景觀，如農業、人口遷移、自然災害等；（三）人類影響最大的景觀，如工業和都市等。 在任期間，Shortle發表了不少有關地理教育的文章。他認為地理教育不應只重知識的傳授，還要照顧情意的發展。我很欣賞他這個觀點。早在１９７２年，我便在（地理通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學地理教學的目的"的文章，提出了類似的看法。新課程的實施，不但使這個觀點得以落實，更進而對中學的地理課程產生積極的影響，使之在八十年代全面革新，變得比較重視情意育。Shortle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學者，可惜他英年早逝。這是香港地理教育界一個莫大的損失。 作為舍監，我的注意力書然比較集中在學生的起居飲食、課外活動和個性發展上面，但基於我一向與地理教學的淵源，常有出版商找我做些與此有關的顧問工作。１９７１年底，齡記出版社的老闆邀我替他公司編一本中學地圖集。我沒有答應。後來他自己作了個大綱，請我過目，並說已經跟牛津一家出版社簽了合約，由他們代為繪製地圖。他所作的大綱並不理想，我只好硬箸頭皮上馬，答應替他重新設計整本地圖集，並趁著我１９７２至７３年間在倫敦進修的機會就近跟進繪圖工作。七十年代初，香港的經濟開始起飛。在經濟上，西南亞跟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並不密切，而澳洲和紐西蘭則日漸向東亞靠攏。這情況也多少反映在香港的地理課程上。因此，在設計這本地圖集時，我提出了一個嶄新的概念，那就是揚棄傳統上以亞洲為一個箄元的做法，卻把東亞和澳紐放在一起。在這樣的一幅地圖裡，香港位於中央， 正好配合了當時課程所強調的，地理教學應以學生居住地為出發點，逐步向外延展這個概念。這是一項突破。結果，這本地圖集不消一年便把雄據香港市場約二十年的對手打跨了。兩年後，它被迫改版，借用了我的設計。 １９７４年春，為地圖集作最後校對時，發現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台灣海峽出現了一道國界；另一個是地名索引用編碼而不用經緯度。我發信向出版社抗議，表示不可接受，並指出如果不改正，就不能稱我為編輯。結果，台灣海峽的國界取消了，但地名索引仍然沒有經緯度，而我的名銜也變成了顧問。若干版之後，地名索引終於用上了經緯度。 １９７９年的夏天，我轉職中大當講師，負責講授地理教學法。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全面投入地理教育工作。 這十五年正是香港地理教育大踏步地向前邁進的十五年。1979年高級程度會考新課程的實施推動了中學地理教育的發展。教育署先後在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推行新的初中課程和高中課程，其綱要為：中一，生沿在本地環境及了解我們的鄰近國家；中二，生活在環境多樣化的地區；中三，生活在科技先進發展的地區；中四和中五，地、人口、人地關係和人地相互作用引超的問題。 新的初中課程雖然仍然要求學生在中一學普通地理以及香港和香港鄰近的區、在中二學南半球三大洲，在中三學北美洲和歐洲，但處理的方法跟舊的有顯著的差則。舊課程要求學生相當有系統地逐個洲學，但新課程並沒有作這樣的要求。 因為新課程不僅重視知識的傳授，還特別強調概念的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所以它要求教師按照各地的特點，抽取合適的現象和事物來說明某些地理概念和訓練某種地理技能。這樣的安排應該會令學生學得更加具體和深入。 新高中課程的特點是比較強調人與環境的關係和比較重視概念的學習。在說明和解釋各種地理現象和概念的時候，它只要求學生引用本港、中國、日本和澳洲的例証。這些地方都是香港學生比較熟識的，它們跟香港學生的日常生活也有比較密切的闕係。由於學生無須兼顧太多，學起來便會感到比較輕鬆。又由於這個課程比較強調人與環境的關係，對促進學生思想感情的發展可產生積極的作用。 八十年代是我對地理教育最投入的年代。投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一）對地理有濃厚的興趣；（二）重視地理對學生個性發展所產生的作用；（三）對新課程有強烈的認同感。那時，我非常渴望跟國內和海外的地理教育工作者作廣泛的交流，以促進華人社會對地理教育的重視和發展。為此，我除了到海外進修和積極參加各地舉辦的研討會之外，還於１９８４年十二月下旬帶了十位教育文憑班地理組的同學前往廣州作四天的教學交流沿動，內容包括講座、座談和教學觀摩。這是近五十年來香港和國內的大學首次進行的地理教學交流活動。由於這次交流活動的效果良好，兩年後我又組織了另一次交流活動，成員包括香港大學教育文憑班地理組的師生。後來，因為跟國內地理教育界的接觸面擴闊了，來往多了，而同學又有很多渠道跟國內的教育機構聯繫，所以便沒有再搞類似的活動了。１９８９年之後，與國內的聯繫暫時全面停頓了。八十年代下半頁，我不僅活躍於國內和國外的地理教育界，在香港也非常積極地投入各種有闕的活動，特別是香港地理學會的活動。 我一向沒有參與香港地理學會的活動。第一次參加是１９８８年的夏天。一年後，在你推我讓的情況下，我接掌了中學組的工作。在組織一些例行活動如參觀、考察之餘，我提出了一個出版戶外考察參考資料的計劃。首先是利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發掘和組織一群熱心份子。班子組成後，便分工合作，編寫材料。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在１９９１年的春天出版了第一冊（中學地理戶外考察參考資料），反應熱烈。次年，我們出版第二冊，內容針對高級程度會考課程。這類活動給學會帶來了生機，會員回來了，財政也開始好轉了。１９９０年夏天，香港受國際地理聯合會地理教育委員會的委托，舉辦了一個國際性的地理教育研討會，由港大教育學院地理組主辦、中大教育學院地理組協辦。出席這個研討會的人數約六十，他們都是各地知名的學者。會議開得很成功。這個研討會大大地提高了香港地理教育界在國際社會 上的地位。 １９９２年，國際地理聯合會在華盛頓召開會議，地理教育委員會在會上公佈了（地理教育國際憲章）。我受命把它翻成中文。中譯本次年刊登在國內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地理學報）第四十八卷第四期。這是我退休前最後一項比較重要的地理教育工作。 此後，因為行政工作日趨繁重，加上健康情況漸走下坡，對地理教育投入的程度又開始減弱了。我於１９９４年夏天提早退休，移民加拿大。 再作馮婦 退休後三年，做了一次大手術，身體又好起來了。今年一月，中大教育學院趁我回港探親之便，請我參與教學視導工作。四個月內，我跑遍港九新界，聽了四十多位地理教師的課。這個機緣使我得以自認與地理結緣五十年。 雖然已離開工作崗位五年，但再次踏足校門，卻好像什麼都沒有改變。課室的情況依舊，地理室的情況也依舊。有勤奮好學的學生和生動活潑的教師，也有頑劣懶惰的學生和沒精打彩的教師。過去是這樣，現在仍然是這樣。 記得八十年代任教地理教學法時，我非常留意地理室的設備及其運用。其中有一項設備一沙盤，特別受到我的關注。這是中學地理室的標準設備之一，但三十年來，我只見過一位教師上課時利用它來教學。我特別提到它，就是因為我發現，如能善於利用，這個沙盤會帶來極佳的教學效果。可惜，一直以來，這設備只是備而不用，甚至備而不能用！我見過不少學校把它放在牆角封塵。它的木蓋本來是可以整個搬走以便師生在沙盆堆砌各種地形的，但有些只有一邊可以開合、另一邊卻是密封的！ 也許因為這次視導的不是自己教出來的學生，他們有所顧忌，在教學設計上和施教時，態度比較保守，以致沒有一位教師利用地理遊戲進行教學，而上課時讓學生分組討論的也絕無僅有。當年我非常鼓勵教師用這兩個方法教學，也常常跟他們討論地理遊戲的設計問題。我指出，下象棋和擲骰子是遊戲的兩極：前者只講技術，後者全憑運氣，兩者都不是遊戲的上品。妤的遊戲應該介乎二者之間，既講技術，也靠運氣。我個人不愛搓馬將，偏好下象棋，但不能不承認，作為一種遊戲，馬將是上乘之選。設計地理遊戲時，必須認真向馬將學習。 我又常向學生推薦方太，說她教學一流，要多多向她學習。為此，有一年的畢業生特地送了一條圍裙給我。對我來說，這的確是一份上佳禮物。多年來，我每天都用它一二次。方太教燒菜，好在哪裡？好在簡單、明瞭。她最成功的地方是使觀眾覺得燒菜不是難事，誰都可以做得好。妻子和菲傭看完之後，都充滿信心，而我也樂於回家吃飯。 許冠傑那句「最緊要好玩」也是我的座右銘。今年到學校觀課，有好幾次我覺得非常「好玩」。不但我覺得「好玩」，上課的教師和學生也覺得「好玩」。這真是少有的皆大歡喜的經驗。其中一次的過程如下。視導的是一位初出道的女教師，任教於一所「五級」中學，教的是中一成績最差的一班，課題是「城鄉的人口遷移」。在上課前的討論裡，她說：這是一班非常頑劣的學生，不但學習能力低，態度也差。既不聽講，也不作答。非答不可時，不是說不懂，硬是胡說一通。她的教學方案是先解釋何謂推力扣拉力，然後分析各種推力和拉力的作用，再舉例說明鄉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如何導致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我問她有沒有膽量臨時修改教案。她看見還有二十分鐘才上課，便勇敢地接受挑戰。我於是建議她用提問的方式開展該課的教學活動，先問：「如果你可以選擇，你會選擇在觀塘（工業區）還是錦田（鄉村）居住：」然後跟進：「為什麼作這樣的選擇?」我又對她說：「如果學生不主動作答，就隨意請其中一位作答。因為是選擇題，問的又是很簡單的個人意見，他們大概不會拒絕作答。問完一個學生之後問第二個、第三個，直至你認為足夠為止。每次都把他們的答案分門別類地寫在黑板上、分四組，即鄉村的推力、鄉村的拉力、城市的推力扣城市的拉力。之後你作總結，解釋何謂推力和拉力，並補上他們沒有提及的。如果有時間，還可以再舉例作進一步的說明。」結果，學生踴躍發言，三十餘分鐘的絕無冷場。下課後，她說：「想不到這班學生是可以那末熱烈地投入的。」 自與地理結緣以來，這五十年間，香港中學地理課程的發展經壢了三個階段：五十年代是區域取向；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是系統式取向；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概念取向。概念取向比較有利於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但如果只顧概念的理解而末能比較有系統地掌握一些具體的知識，也不是一個合理的安排。概念取向的地理課程可說源於美國。1957年十月，蘇聯的人造衛星上了天，美國朝野大為震驚。為了迎頭趕上，美國立即投下大量資源進行課程改革，其中一項是六十年代初推出的（American
High School Geography Project）。這是一個以概念取向為主的專題課程，供中三至中五任何一級選用。它的出現，深深地影響了世界各地中學地理課程發展的路向。可是，因為美國的中學教育不太重視地理，教育界一般認為地理科的設立主要是為歷史教育服務，沒有在中學階段系統地教授學生地理，以致造成美囫人普遍缺乏地理知識的現象。八十年代，我們還在香港生活時，妻子就先後兩次收到從美國經日本轉來的信。也許至今仍然有不少美國人不知香港在哪裡。但很奇怪，今年八月，美國的中學生竟然負奪第四屆國際地理奧林匹克比賽冠軍。真是異數！
香港中學的地理課程一向都不太重視中國。199年之前，課程綱要雖然提及中一要學鄰近地區的地理，但實上只觸及皮毛。真正接觸中國地理是中四和中五的事，但因為要同時學香港、日本和澳洲等地，所以往往點到即止，以致造成學生對祖國的認識還比不上澳洲的現象。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不是合理的現現。幸好這情況近年已有改善。 地圖是地理學的主要工具之一，而投影學則是繪圖學的蘗基石。作為一個中學地理教師，對投影學毫無認識，是很難說得過去的。目前在香港就出現了這種情況。這是因為自七十年代起，香港中學和大學預科的地理課程都取消了投影學，而這門學科在大學裡又不是地理主修生的必修科。 就地理教學而言，以避戲為教材或手段在八十年代的香港盛極一時，現在好像已歸於平淡了。作為一種教材，它最妤像教科書那樣，由專人設計和製作，並附詳細說明，供給在前線工作的教師使用。這樣的安排會比較容易取得良妤的教學效果。 香港的中學普遍設有地理室。可是，地理室的重要性卻往往給管理擘校的行政人員所忽視。在實施浮動班制度時，為了行政上的方便，不少校長隨意把地理室改作普通課室使用。這實在是一項非常不明智的措施。更嚴重的是，有不少地理教師也不重視地理室的䬷用。這表現在他們不懂得怎樣利用地理室的各種設施。要改善這情況，必須從師資培訓方面著手。 說到師資培訓，目前施行的一年職前培訓或兩年在職培訓所提供的，都只是最低限度的基本訓練而已。時代在進步，教師必須與時代同步並進。 因此，有必要向教師提供廣泛的複修課程。其中一項比較迫切的是怎樣利用電腦提高學生學習地理的興趣和加強教學的效果。同工之間的交流也是一種複修活動。它所產生的作用可能比聽課還大。香港地理學會在這方面應可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一般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都比較著重「教」而輕視「學」。這情況真可說是五十年不變。究其原因，我看一方面是教師自覺他們有責任去教，另一方面是他們低估了學生自學的動力和能力。於是，我們不時會免到，責任心越重的教師越教得起勁；能力越高的教師越教得詳盡。起勁和詳盡都不是壞事，但過播不及。如果起勁和詳盡到把學生想像、思考和自學的空間都霸佔了，甚或冷卻了他們學習的熱情，那也不見得是好辜。我想：比較重要的還是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利用模擬遊戲、角色扮演、小組討論辯論、設計作業等手段，使學生全情投入學習活動裡。五十年來，我與地理的緣份起伏不定。遇到了能激發我興趣的教師便超，否則便伏。由是觀之，興趣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教師的力量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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